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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晓波:庄吉之死,是产业转型的缩影

2017-11-13 09:26 网络整理

我第一次去温州,是1992年盛夏,从杭州坐大客车颠簸11个小时,其间要翻越一座黄泥岭,那里的土鸡煲远近闻名。到了鹿城区,第一个被带去的地方就是五马街,那时,这里是中国时尚服装的“圣地”。

五马街的名字听上去很气派,其实跑不了五匹马,连两匹马并行都困难,它只有四五米宽,铺着崎岖不平的青石板路,一到雨天,就泥泞不堪。小街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着上百间服装铺,前店贩衣,后帘及二楼则是日夜劳作不休的缝纫机,所谓的“前店后厂”模式就是从五马街开始风行的。

在偏远的浙南小城,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时髦的服装,每个人都会吃惊地问一个问题,这些服装的款式是从哪里来的?

照相机。温州人笑着回答说。

温州是侨乡,有数十万人在欧洲谋生,他们每天用照相机把巴黎街头最时髦的橱窗拍下来,寄回老家,老家的人“三天画图样,七天出小样,十天成批量,一月卖遍全浙江”。

后来中国企业界常说的后发优势、跟进战略,以及“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”等等,其实在五马街早就上演过了。

我去温州的时候,专业市场模式已经初步形成,在温州的各县镇出现了鞋革市场、布料市场、纽扣市场、编织袋市场及纺机市场,这也是温州人的一大发明,产业被细密地切分,以乡镇为单位、家庭为细胞,构成专业化分工。在整个90年代,温州服装统治半个中国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
在那些年,温州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物,比如造汽车的叶文贵、“胆大包天”的王均瑶,开钱庄的方培林、搞农民城的陈定模等等,当然,第一个会被提及的,必定是“温州八大王”。

1982年,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,国民经济出现过热,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,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,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,到年底,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.4万件,结案8.6万件,判刑3万人。其中,温州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,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,是为轰动天下的“八大王事件”。两年多后,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,“八大王”咸鱼翻身,成改革人物。

到90年代初,“八大王”中的大多数人已泯然众生,找到其中的一两位已经不太容易,其时,生意做得最有起色、最风光的是乐清柳市的郑元忠。

郑元忠是“八大王”中的“电器大王”。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,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,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。出狱后,他重操旧业,办了一家开关厂。当时与他几乎同时的柳市人有南存辉、胡成中等,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,柳市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。

就当我去温州的那几天,1952年出生的郑元忠刚好成了新闻人物,他以不惑之年,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,成了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。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,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。

四年毕业后,郑元忠离开低压电器领域,突然转做服装,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,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。从五马街的服装铺到郑元忠的庄吉西服,这一跃进一度被视为温州服装产业品牌化经营的标志性新闻。

在我的印象中,郑元忠的名字每隔几年就会浮现出一次,庄吉的广告在航空杂志上常常出现,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评选及庆典,郑元忠总是作为“八大王”的代表而名列其中。


上周末,突然看到一条新闻:9月6日,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6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,庄吉终放弃自救而无力回天,此案涉及庄吉及多家相关企业,或导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。

庄吉死了。

我随即拨通老朋友马津龙的电话,他是温州当地最资深的经济学者,算得上是“温州民企辞典”。老马告诉我,庄吉重组已逾半载,曾有当地及山东企业愿意接盘,但是,终因债务复杂而放弃,“庄吉案相关300多亿,当然不可能是元忠一家,而是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互保链条。”

“元忠可惜了。如果安心地做服装,庄吉不至于落到今天。”这是老马的一声叹息。

老马的叹息也许只说中了事实的一半。

郑元忠创办庄吉的90年代中期,正值消费升级和品牌经营的大爆炸年代,他告别冷清的低压电器投身于品牌服装,应是听到了风口的呼啸声。作为同辈人中的高龄大学生,目睹“五马街模式”的没落,他企图用品质化战略把低段位的温州制造拉高几个档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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