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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温故知新】“秀才”与“学究”的千古难题

2017-11-17 09:04 网络整理

然而自近代讨论废科举以来,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方式是否选拔出了好的人才,一直存在争议。这确实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。据宋人陈师道的记述,王安石暮年也感觉其改科举有所失,曾自叹曰:“欲变学究为秀才,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。”此语后被朱熹收入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而广为传播,迄今仍常为人所引用。

究竟培养和选拔“秀才”还是“学究”,是个千古未能解决的大问题。

自孔子后直到晚清,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,或可以说是一种士治的“民主”。其理想型的状况,借用林肯的表述,即是“of the emperors,by the scholars, for the people(王有,士治,民享)”。同时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,以保障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开放,使任何编户齐民,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,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。这样一种“布衣卿相”的梦想,曾是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希望和追求。

科举的具体考试方式,历代迭有变迁。唐代的考试还有明法、明算等实用科目,但也有明显的“先文学而后政事”倾向,重诗赋而轻经义,经文也仅重背诵。宋神宗时在宰相(参知政事)王安石主持下进行了考试方式的大改革,罢诗赋而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。梁启超后来便赞扬王氏此举乃“三代以下一大举动”。不过,这一改革未能持续,后又有反复。

南宋以后,考试科目大大简化,侧重培养和选拔通儒。此后科举考试的名目和具体内容一再缩略,至明清则一以时文(即八股文)为测试标准。这可能与南宋以后理学的流行相关,盖去掉了各种专门技艺,不啻要求读书人仅学道作人。中国有“君子不器”的传统,“读书”可以改变人,也以人的改变为目标;故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、目的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,追求和探寻的,是所谓“无用之用”。

以前各地的牧令,大致也同宰相在全国的角色相近(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管全面),需要的能力是可以使用具有各类才能的人,自己却不一定需要掌握特定的具体才能。读书既然是“学为人”,以作国家栋梁为目标,考试也更多是借作文能力以了解考生的学养和思想能力,故读书人除作文外无需专门的技艺。

然而自近代讨论废科举以来,以八股文为主的考试方式是否选拔出了好的人才,一直存在争议。这确实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。据宋人陈师道的记述,王安石暮年也感觉其改科举有所失,曾自叹曰:“欲变学究为秀才,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。”此语后被朱熹收入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而广为传播,迄今仍常为人所引用。

以培养国家栋梁言,自然以秀才型的通儒为宜。但第一,不是人人可为栋梁,那些没有成为栋梁的,很可能沦为“百无一用”的书生。第二,学有专长的“学究”,也是社会国家所需要的;不仅如此,非“学究”的专门技术人才,尤为社会国家所亟需。这两类人都不在科举考试的选拔范围内,多数读书人当然也不往这些方面发展。

由于通儒式的官员每不谙办事程式,造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书吏和胥吏对政务影响甚大,演化成一个尾大不掉、积重难返的长期问题。

同时,在上述的培养选拔模式中,一度被看重的律学地位日降,最终淡出,而科举出身的州县官却又面临着不轻的审判负担,不得不借重专业的幕僚(即“刑名”师爷)。州县官的第二职责是征收钱款,也因汉代以后的贱商倾向,一度存在的“明算”退出考试范围,几乎完全依赖“钱谷”师爷。两者都考验着官员的用人能力,也带来很多具体问题(优秀的官员会在任事以后自学,稍疏懒者便可能放任)。

但若培养选拔人才过于强调专门化的实际操作,则有违“君子不器”的古训,甚至可能导致形而上的道走向形而下,发展衍化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,道终为器所决定。抗战时马一浮办复性书院,便借鉴了王安石通过选拔“秀才”以改变“学究”士风的思路,强调他自己所办的复性书院,“意在养成通儒,并非造成学究”。但马氏的所作所为,大体已是这一思路的绝响,就连与他在书院共事的熊十力,也觉得这一取向太过理想化。

这样看来,究竟培养和选拔“秀才”还是“学究”,还真是个千古未能解决的大问题。

(作者为历史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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